富者愈富，弱者愈弱

——从《大而美法案》看“企业福利”与“人民福祉”的此消彼长

文｜内华达华人视角

在拉斯维加斯，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靠小费维生。他们是餐厅的服务员，是赌场的酒保，是酒店的客房清洁员——他们支撑起这座城市的光鲜门面，却往往拿不到稳定工资，也难以负担高昂的医保费用。

2025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规模庞大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简称OBBBA，大而美法案），法案承诺“提振经济”“强化边境”“减轻纳税人负担”。其中，“小费收入免税”政策一度被包装为一项利好内华达服务业劳动者的民生突破。但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的是，这项“小费免税”政策其实只是临时性的，仅适用于2025年至2028年。

而当我们翻阅完整法案文本，才发现法案的拨款结构展现出鲜明的倾斜性：一方面延续并扩大对企业的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且多数为长期性条款；另一方面却大幅削减对普通民众的基本保障，如医疗、粮食与住房援助。

这并非简单的财政调配问题，而是一场国家资源分配方向的深刻转向。作为全国小费工作者占比最高的州之一，内华达的劳动者站在这场再分配风暴的风口上。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场“企业福利”对“人民福祉”的压倒性取代。

🏢 何为“企业福利”？

“企业福利”（Corporate Welfare）泛指政府给予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合同倾斜、监管豁免等。据Cato Institute估算，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用于此类支出的金额高达1810亿美元，而这些支出多集中在农业、能源、国防、宽带与航空业。

这其中，最大受益者并非普通企业，而是大型跨国集团与高收入阶层。根据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ITEP）2023年的研究，高达84%的税收优惠被前20%最富裕人群所享有，其中顶层1%拿走了近30%，而40%的企业税减免则最终流入外国投资者手中。
这意味着，“企业福利”事实上成了“富人福利”，而不是对就业、创新或中小企业的公平扶持。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企业减税政策在 OBBBA 中被设定为长期乃至永久有效。例如，降低至21%的企业所得税率没有设置恢复机制，设备折旧、债务利息抵扣，以及“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避税机制得以保留，使高净值投资者与资本集团长期受益。

💰 OBBBA 中的企业偏好

《大而美法案》并未纠正这一结构性偏差，反而进一步加剧：

– 延续川普时代减税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保留carried-interest漏洞、继续扣除设备折旧和债务利息等。
– 投资方向集中于传统产业：对化石能源与国防承包商给予优先拨款，而对绿色能源、小企业创新和教育技术支持明显收缩。
– 监管松绑与合同集中：在削减劳工、环保法规的同时，放宽对大型企业的竞标门槛。

最终结果，是公共资源集中流向已占优势的资本集团，进一步放大了收入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固化。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减税政策则多设有时限。以“小费收入免缴联邦所得税”为例，这项被宣传为“劳动者减负”的政策，实际上仅适用于2025年至2028年，且要求雇主报备与完整申报记录，实施复杂。相比之下，企业与高收入者所享受的优惠则稳定、明确、长期，有力强化了制度性不对等。

👨‍👩‍👧 被牺牲的“人民福祉”

与企业所获得的“利好”相比，《大而美法案》对社会安全网的削减力度显得尤为刺眼：

– 医疗（Medicaid）：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预计将有超过1000万人失去医保覆盖，影响范围遍及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残障者及地方医疗服务体系。
– 粮食（SNAP）：未来十年削减近2000亿美元，扩大工作要求至18–64岁的无抚养义务成年人，取消了原本对55–64岁、无家可归者、退伍军人等群体的豁免保护。
– 其他项目：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大幅收缩，清洁能源税收抵免被取消，计划生育等健康服务遭遇拨款冻结。

鼓励有工作能力的民众参与就业，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无可厚非，但 SNAP 新的工作时限政策在设计上缺乏灵活性与支持机制，未能充分考虑部分群体（如中高龄劳动者、照顾14岁以上子女的单亲家庭）在实际就业市场中所面临的困难。这种一刀切的资格排查机制，在缺乏就业支持配套的情况下，可能反而削弱了其鼓励劳动的初衷。

🚔 执法开支：暴涨的 ICE 预算

在削减医疗与粮食援助的同时，《大而美法案》却显著提高了对移民执法机构的投入，特别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预算增长尤为引人关注：

– 根据已公布的拨款趋势，ICE预算在近年来稳步增长，2025年预算总额接近或超过百亿美元；
– 法案提出增加对拘押、遣返与边境管控工作的投资，包括扩建拘押设施、强化人员编制与运输系统；
– 虽未明确提出具体床位容量或遣返目标，但拨款语言表明政府正推动更强硬的移民执法导向。

相较于医疗、粮食、住房等以保障基本生存为目的的社会支出，ICE在《大而美法案》中获得了更高的优先级。这一选择反映出政府资源配置的价值取向：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将更多公共资金投向惩罚性机制，而非重建型或支持型项目，不免引发社会对“安全逻辑”与“人道底线”之间关系的质疑。

⚖️ 财政价值的天平正在倾斜

这场企业得利、民众受损的“再分配”逻辑，不仅令人忧心，也带来了深远后果：

1. 加剧财富集中与阶层固化：富者长期受益，弱者面对时限、门槛与审查，社会流动性日趋收窄。
2. 破坏公共信任与社会契约：当人民感到国家预算偏离基本保障，政策信任感与民主参与度将受到冲击。
3. 制造长期财政风险：法案预计将增加2.8至4.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企业减税条款因其“永久性”设置，将持续压缩财政空间。

财政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反映了谁被保护，谁被牺牲。

🧭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选择

国家的预算，不仅是技术文件，更是国家意志的呈现。当我们持续为企业、富人与边境执法机构提供慷慨的支持，却对普通家庭的医保、粮食与住房补助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削减，这不是资源匮乏的问题，而是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真正可持续的社会，不仅靠劳动力的积极性，也仰赖制度的公平性。在经济目标与人道保障之间，如何平衡分配，是任何民主政体都无法回避的试炼。

编按：本系列第五篇文章基于《大而美法案》文本、CBO、ITEP、Cato Institute、USDA、ASTHO 及主流媒体（AP、NPR、FT、The Guardian）数据撰写。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