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阶层的反击：从 Zohran Mamdani 当选看纽约城市政治的新阶层结构

被生活成本逼出的政治能量

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纽约长期被视为“自由派之都”的象征。但这座城市的选举结构，正在经历一次深层重组。2025 年 Zohran Mamdani 当选纽约市长，不仅是政治人物的更替，更是城市中下层群体重新夺回政治能量的象征。

过去十年，纽约的住房、交通与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根据 NYC Comptroller 办公室的数据，2024 年全市平均租金比疫情前上涨 33%，其中 Bronx 与 Queens 部分社区的租金涨幅甚至超过 40%。地铁票价同年再度上调至 $3 每次，医疗、教育与贷款成本叠加，使越来越多的工薪族与年轻租户被推向经济边缘。

Mamdani 以“住房不是商品”（Housing is a Right）和“地铁属于人民”（Subway for the People）为竞选口号，精准捕捉了这种结构性焦虑。他的支持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人”，而是被高成本生活挤压、感觉城市对他们“失去可居性”的广大中低收入与年轻工薪群体。

这并非一场偶然的浪潮，而是长期社会压力的制度性回响。当城市生活成本超越中位收入增长率时，政治动员便转化为“经济自救”的形式。选票，成为对不平等的集体回应。

基层动员的胜利：当“缺席者”成为主角

传统政治学一直认为，美国城市选举中“收入越高、投票率越高”是稳定规律。但 2025 年的纽约，出现了例外。根据 Emerson College 选后分析，Bronx 与 Central Queens 部分低至中收入选区的投票率较 2021 年市长选举上升 约 6 个百分点，远高于全市平均 3%。

这背后是系统性的基层动员。从租户联盟（Tenant Unions）到地方工会，从社区志愿者到进步派青年组织，成千上万的志愿者通过上门登记、短信提醒和多语言选举信息，把过去“缺席的选民”重新带回投票站。

Mamdani 背后的动员网络——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与“正义民主派”（Justice Democrats）——沿袭了 AOC 阵营的策略：让选举成为社会动员的延续，而非政治精英的角力场。

事实证明，当政治语言重新贴近日常生活，投票就不再是特权，而是生存的本能。

阶层对立的再定义：从“文化自由派”到“经济进步派”

在过去的纽约，自由派政治多围绕身份与文化议题——性别平权、族裔多元、气候行动等。然而 Mamdani 的胜选，标志着经济结构性议题重新占据中心。

他的政纲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与空置税，冻结租金、扩建公有住房，并推动公共服务“再社会化”。这使纽约的进步主义从象征性正义走向物质性正义，从理念争鸣回归分配政治。

同样重要的是，他打破了传统的族裔政治框架。Mamdani 作为南亚裔移民之子，却能跨越族裔界线，赢得拉美裔、亚裔与年轻白人租户的支持。根据 CBS 选后分析，在 Queens 多族裔社区，他获得超过 60% 选票。这种跨阶层、跨族裔的联盟，标志着一种新的城市左翼联合体正在形成。

当然，这场“反击”仍发生在民主党内部框架中。纽约市民主党长期占压倒性多数，进步派与建制派之争更多是党内权力的再平衡，而非党派更迭。这使 Mamdani 的胜利既是社会动员的成果，也是制度内博弈的产物。

城市政治的新分界：当投票成为低收入者的自我防卫

过去，投票是中产阶级的“权利表达”；而如今，它正成为低收入者的“防卫行为”。他们投票不是为理想，而是为生活——为了不被房租、账单和地铁票价再次挤出城市。

纽约的这场转向提示我们：民主的活力，不在于多少人谈理想，而在于多少人还能负担得起留下来生活。
当“留在城市”本身成为一种政治议题时，投票就变成对城市命运的自我捍卫。

从纽约看美国城市的未来

Zohran Mamdani 的当选，不只是一次地方胜利，更是美国城市政治的警钟与契机。
当生活成本与阶层不平等交织，政治不再只是理念之争，而是生存之争。

这股新兴的中低收入与年轻选民力量，未必能立刻改变结构性不平等，但他们让城市政治重新与生活现实相连。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觉醒，或许正是美国城市民主久违的希望。

文｜内华达华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