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族的反擊：從 Zohran Mamdani 當選看紐約城市政治的新階層結構

被生活成本逼出的政治能量

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之中，紐約長期被視為「自由派之都」的象徵。然而，這座城市的政治版圖正在發生深層重組。2025 年，Zohran Mamdani 當選紐約市長，這不僅是一場政治人物的更替，更是一種階層政治能量的重新聚合——來自城市中下層與被生活成本壓迫者的反擊。

過去十年，紐約的居住、交通與基本生活成本一路飆升。根據紐約市審計長辦公室的數據，2024 年全市平均房租較疫情前上漲約三成，其中 Bronx 和 Queens 的部分社區漲幅甚至超過四成。地鐵票價調升到單程三美元，醫療與學貸負擔疊加，使越來越多工薪階層與年輕租屋族被迫向外移動。

Mamdani 以「住房不是商品」（Housing is a Right）、「地鐵屬於人民」（Subway for the People）等口號，準確捕捉到這股集體焦慮。他的支持者不僅是傳統定義中的「貧民階層」，更包括那些被高房租、高物價擠壓、感覺城市「愈來愈難活」的中低收入與年輕工薪族。

這場選舉並非偶然，而是長期社會壓力的制度性回聲。當生活成本的增長速度遠超過薪資成長，投票就成為一種經濟防衛機制——一種以選票對抗不平等的集體行動。

基層動員的勝利：當「缺席者」重返舞台

政治學長期指出，美國城市的投票率與收入呈正相關——收入愈高，投票意願愈高。然而 2025 年的紐約出現了反轉。根據 Emerson College 選後分析，Bronx 與 Central Queens 等中低收入選區的投票率，較 2021 年市長選舉上升約 6 個百分點，遠高於全市平均增幅。

這並非自然變化，而是基層動員的成果。從租屋者聯盟（Tenant Unions）到地方工會，從社區志工到進步青年組織，成千上萬的志願者透過逐戶拜訪、簡訊提醒、多語言投票指南，讓過去「缺席的選民」重新回到投票所。

Mamdani 背後的網絡——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SA）與「正義民主派」（Justice Democrats）——延續了 AOC 陣營的策略：把選舉變成社會運動的延伸，而非政治菁英之間的角力。

事實證明，當政治語言重新貼近生活現實，投票就不再是菁英的權利，而是基層的生存本能。

階層對立的新定義：從「文化自由派」到「經濟進步派」

在過去的紐約，自由派政治多聚焦於文化與身份議題——性別平權、多元族裔、氣候正義等。但 Mamdani 的勝選，象徵著經濟結構性議題重回政治核心。

他的政見主張提高資本利得稅與空屋稅、凍漲租金、擴建公共住宅，並推動公共服務「再社會化」。這讓紐約的進步政治，從象徵性正義走向物質性正義，從理念辯論回歸到資源分配的核心。

同時，他也打破了傳統的族裔政治。Mamdani 出身南亞裔移民家庭，卻能跨越族群界線，獲得拉丁裔、亞裔與年輕白人租戶的支持。根據 CBS News 選後分析，他在 Queens 多族裔社區的得票率超過 60%。這樣的跨階層、跨族群聯盟，標誌著城市左翼力量的新型態。

當然，這場「反擊」仍在民主黨體制內進行。紐約長年為民主黨一黨獨大，進步派與建制派之爭更多是黨內權力的再分配，而非政黨輪替。Mamdani 的勝利，既是社會動員的成果，也是制度博弈的結果。

城市政治的新分界：投票作為低收入者的自我防衛

過去，投票被視為中產階級的「權利表達」；如今，它更像是低收入者的「生存防衛」。他們投票，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能繼續生活——為了不再被房租、醫療帳單與交通費擠出城市。

這場政治轉向提醒我們：城市民主的活力，不在於多少人談夢想，而在於多少人還能負擔得起留下來生活。
當「留在城市」本身成為政治議題，投票就變成對生存權的最後防線。

從紐約看美國城市的未來

Zohran Mamdani 的當選，不只是地方層級的勝利，更是美國城市政治的一次警訊與轉折。
當生活成本與階層不平等交織，政治不再只是理念之爭，而是生存之爭。

這股由中低收入與年輕選民組成的新力量，未必能立刻改變結構性問題，但他們讓政治重新回到生活的現場。
他們的覺醒，也許正是美國城市民主久違的希望。

文｜內華達華人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