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赢了？谁输了？——《大而美法案》初探

撰文｜一个政策观察者

引言

2025年7月3日，《One Big and Beautiful Bill Act》（OBBBA，大而美法案）在众议院以218票对214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并于7月4日独立日当天由总统正式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涵盖税收、社会保障、绿色能源、移民执法等多个领域，影响范围广泛，被视为一项旨在“重塑财政支出结构、激励劳动参与”的重大政策转折点。

本文将以中立、普及性的角度，系统梳理该法案的主要条款与影响机制，探讨不同人群可能面临的变化，以及潜在的政策逻辑争议。

法案主要条款详解

（一）延续并扩大2017年减税政策（TCJA）

该条款将原定于2025年到期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中个人所得税减免措施延长，并提高遗产税免税额至2025万美元（原为1290万美元），维持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1%。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该措施将在未来十年导致约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损失。其中约60%的减税收益将流向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而中低收入家庭所获得的税收减免幅度较小甚至因扣除限制而无实际收益。

该结构性差异源于高收入者在边际税率与资产继承方面的实际收益空间更大，而低收入者本身税负较轻，减税带来的边际改善有限。

（二）三项核心社会福利削减

• 医疗补助（Medicaid）：联邦政府将削减对非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匹配资金，转由各州根据自身预算裁定是否继续扩展覆盖范围。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KFF）数据，目前已有41个州采用“扩展版Medicaid”，若资金削减将迫使部分州退出扩展项目，影响约800万人。

• 粮食券（SNAP）：除收紧收入审核标准外，新增“强制工时记录”机制，要求受益者提供每周20小时以上工作或培训的证明文件；同时限制大部分无子女在读大学生的领取资格。

• 住房补贴：HUD预算减少22%，意味着新的住房券发放将暂停，并对原有住房补贴设定“就业规划参与”门槛；专家预测将影响约40万低收入家庭的稳定居住条件。

（三）“工作要求”制度

该制度适用于18–64岁、无照护责任、未被视为残障者，需每周参与工作或培训20小时。理论上旨在提高劳动参与率，但实际执行中面临多重难点：

1. 许多就业岗位虽有雇主，却因临时工时、非固定排班、薪资方式灵活（如平台结算），使得受益人难以提供符合要求的工时证明；

2. 工时波动、交通困难、育儿负担常造成断档，技术性失格频繁；

3. 即使满足要求，也缺乏统一记录平台，各州在审核标准上差异极大。

研究显示，近65%的低收入劳动者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经历一次“非自愿工时不足”，即想工作却没有班可上。

（四）绿色能源抵税取消

• 电动车补贴：2025年10月1日起，取消最高7,500美元（新车）与4,000美元（二手车）的联邦购车抵税优惠。

• 住宅太阳能安装：30%的税收抵免将于2026年起降至10%，2026年底终止。低收入住宅项目不再接受新申请。

支持者认为补贴机制成本过高、收益集中于中上收入家庭（如特斯拉购车者）；而批评者指出，此举可能打击清洁能源转型速度，并抑制住宅太阳能在边缘社区的普及。

（五）移民执法强化

ICE与CBP将增加58亿美元预算，用于扩建拘留设施、强化边境墙、加快遣返流程，并简化庇护限制。部分条款将赋予执法机关更多即时驱逐权力，引发人权组织关注。

受益群体分析

（一）高净值家庭与企业

减税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其综合税率，尤其在资本利得与资产继承方面。同时企业维持21%税率，也有利于利润率提升与股东回报。

（二）财政紧缩倡导者

长期主张减少政府职能、提升市场效率的政策联盟，如部分保守派智库与立法者，将此视为一次“政府做减法”的制度性胜利，符合同类国家近年来趋同趋势（如英国2022年预算案中类似减税与福利压缩结合）。

可能受影响群体分析

（一）低收入劳动群体

虽然法案鼓励“劳动换福利”，但低薪工作通常缺乏可预见性。Uber司机、搬运工、便利店轮班员工等，常因临时变动而无法提供完整工时记录，易遭“失格”。

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现象是，“退出系统”的人群：即既未被正式雇佣、也未获得福利支持的个体。乍看之下这似乎不合逻辑，但多项研究发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维持生计：

1. 非正式工作（如现金工、无合同家政、街头摊贩），在劳动力统计中难以捕捉；

2. 依附于家庭成员或亲属，如多代同居、靠配偶收入生活；

3. 借助食物银行、宗教组织、偶发临时救助等“非正式互助网络”；

4. 极端情形下陷入游民、灰色收入、生存边缘状态。

研究显示，超过30%的SNAP受益者在福利资格被终止后，并未增加正式就业，而是进入这一“非制度覆盖”状态（Urban Institute, 2019；NBER, 2022）。

这种状态并非“懒惰”，而是当前政策未能识别与纳入真实处境多样的低收入者。

（二）中产家庭

税收减免实际幅度有限，但可能面临教育、医保、治安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削弱。同时，在能源转型中受益不大却承受潜在价格波动。

（三）移民家庭

身份处于临界状态的群体——如DACA受益者、等待庇护的申请人——将面临执法不确定性加剧，特别是在缺乏法律代表与翻译资源的社区。

政策逻辑与争议

从政策设计角度，OBBBA体现出对“激励性支出”与“财政责任”的优先排序，但也暴露出若干长期争议：

1. 福利削减是否能促进劳动？实证研究显示，少数人在面临福利取消后确有劳动增加，但更常见的是“退出系统”，即既未就业也未领取福利，陷入非正式劳动力状态。这类人并非不愿工作，而是被制度设定所排除。

2. 减税能否促进消费与投资？对高收入者而言，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更多收益流向储蓄与资本市场。相较之下，对低收入家庭的现金转移更能直接刺激消费，形成短期内GDP增长。

3. 社会支出是否造成财政负担？多数医疗与住房补贴为“前置性”支出，削减后虽账面节约，但往往导致急诊支出增加、警力负担加重、教育系统承压等间接成本上升。

因此，OBBBA背后的政策哲学——以工作与市场为主要资格机制——是否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仍值得继续讨论。

结语与反思

《大而美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财政与社会政策方向的一次大幅调整。对于不同群体，其影响程度因所在州、个人状况、工作形式而异。

理解法案的结构与逻辑，不仅有助于评估眼前影响，也有助于各方在未来的教育、气候、税收与社会公平议题上，推动更基于数据与实证的讨论。

下一篇将聚焦：“福利是否真的让人懒惰？在职贫困者的处境与制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