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作，但系统说我不够“合格”

——制度之外的劳动者，如何在《大而美法案》下失去医保？

她不是不工作，只是不符合“制度期待的劳动方式”

梁太太，45岁，是一名拉斯维加斯的清洁工，靠着按小时计费的家庭服务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她有合法身份，每年依法报税。她的丈夫去年接受了胃癌手术，目前仍在恢复阶段，尚未恢复工作能力。18岁的儿子刚从高中毕业，尚无收入，准备申请社区大学。

2026年，《大而美法案》将在全国实施新的Medicaid规定：非豁免成年人必须每月提交至少80小时的劳动、志愿或职业培训记录，否则将失去资格。

梁太太起初以为不会有太大影响。她的收入不高，家庭也有真实的照护负担，应该在“安全边界”之内。但几个月前，她收到了资格预警通知：因为家庭结构调整（儿子年满18岁）与丈夫未被列为完全残障豁免，她本人将成为家庭中唯一被要求每月提交工作记录的人。

她的年收入约 $22,000，在贫困线边缘。她的工作是真实的、规律的，却因为没有“正式雇主”、工时波动、无法出具标准工资单，每月被系统标记为“资料不足”。

“我不是没有在做事，我是没办法把这些事变成一张政府认可的纸。”她说。

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越来越多劳动者被制度错位

据KFF（凯撒家庭基金会）统计，美国Medicaid成年受益人中，约 64% 实际上是在工作。Urban Institute 报告指出，在自雇、零工经济、平台劳动、非正式合同等形态中，大量劳动者尽管报税、有收入，却因劳动形式“非标准”而落入工作要求的技术性漏洞中。

这一制度困境，不只发生在梁太太身上。还有：

问题不在于他们不工作，而在于他们不符合制度预设的“标准雇佣劳动”模板。

制度的设计假定了一种“完美的劳动者模型”

《大而美法案》的核心逻辑是：让福利回归“激励劳动”，设定门槛筛选“真正愿意自力更生的人”。

但这一逻辑隐含着一套单一模板：

梁太太们的问题不在于“偷懒”，而在于她们生活的现实根本不可能完全服从这套标准化制度节奏。

反方会说：问题是执行，不是制度

这类批评文章最常遇到的反驳是：

“系统复杂、操作难、通知不到位，那是实施问题，不是政策设计的问题。只要各州改善操作、加大语言服务、及时通知豁免人群，就不会误伤。”

这听起来合理，但现实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说法高估了技术解决力，低估了结构性误伤的必然性。

制度执行门槛本身就高

系统要求劳动者每月在线上传文件，完成认证流程，这对语言能力弱、数字设备缺乏、文化隔阂大的群体来说，本身就是障碍。

梁太太说她试着在手机上点“上传工资记录”，但系统无法识别她的手写客户付款单，也没有“自雇+现金工”选项。

制度默认“没有家庭负担的完全劳动者”

任何月度申报制，都对“有照护责任”“工作受家庭节奏打断”的人群构成天然排斥——尤其是女性、低收入家庭主力劳工、边缘族裔。

有些州默许“复杂系统”就是隐性削减工具

阿肯色州2018年的试点中，70%以上断保个案都与“未完成申报”有关，而非资格本身不符。

研究者指出：“复杂系统本身成为了排除手段。”

制度可以鼓励劳动，但不能误伤“真实但不可整齐呈现的劳动”

我们不是反对设定标准，也不主张无门槛救助。但我们必须承认：

如果制度只能接纳“最整齐”的人，那它就是为最幸运的少数而设，而不是为真实的多数而建。

后记

梁太太不是个案。她是那个被系统分类时，被归为“不够资格”，而非“不够努力”的人。

在《大而美法案》的框架下，我们不该问：“这些人是不是工作不够？”

我们该问的是：制度是否给予了他们一种“能够被理解和呈现的方式”？

社会可以要求自立，但不能设定一套只有“最没有负担、最会操作系统、最标准工作轨迹的人”才能通过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