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书写我们的共同未来？

身份与族群系列（五）

当族裔认同走出“我是谁”的私人命题，走进制度、叙事与行动的空间

文｜之间博客

导语｜从“我是谁”走向“我们是谁”

在这个系列的前四篇中，我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身份的形成、扭曲与重塑：从多族裔的共通挣扎，到华人自身的五种认同路径；从学校与社区对身份的构建，到青年如何用创造回应代际张力。

而在这一篇终章里，我们希望提出更进一步的提问：
身份，不只是个人经验；认同，也不该止步于内心挣扎。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破碎的、混杂的、边缘的经验，转化为共同的语言与未来的设计？

“多元文化”之后：我们为何仍被排除？

几年前，一家公立高中举办“亚洲文化周”，请了几位亚裔学生上台表演K-pop舞蹈，台下掌声不断。但第二天，王同学向校方反映：自己在历史课上提交关于《排华法案》的报告时，老师竟说：“你可以选一个更‘有趣’一点的主题吗？”

美国社会早已习惯了“多元文化”的口号。学校里的海报上写着“Celebrate Diversity”，企业官网挂上各种族笑脸，活动板上贴满“亚洲文化日”与“太平洋之夜”。

但在象征之外，真正的权力结构是否改变了？

– 谁来决定学校课程里该讲哪些族群的历史？
– 谁制定图书馆、医院、警察局的服务语言？
– 谁坐在市议会、教育局、基金会、规划委员会的决策席上？

当“多元文化”沦为装饰品时，它掩盖的不是偏见，而是参与权的缺席。身份的力量，从不只是认同，而来自于我们是否能影响制度、共塑未来。

华人如何从“避风港”走向“共建者”？

2023年，刘阿姨第一次站上市议会的公开发言台。她用不熟练的英文表达了对公交线路调整的担忧，因为那会影响她每天接孙子放学。她讲完后，台下并没有热烈回应，但有一位西语移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谢谢你讲出来。”

这是刘阿姨第一次发声，也许不会是最后一次。

长期以来，华人社区往往被视为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典范，但在政策、公共事务与制度设计中，我们的声音常常缺席。

这其中有现实因素：语言门槛、历史创伤、身份焦虑、资源不对等。
但也有观念惯性：
– “我们顾好自己就好。”
– “政治太复杂，我们不懂。”
– “等下一代再说。”

然而，如果我们不在，谁来替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孩子被定义、我们的社区被忽视、我们的叙事被消音——我们还要沉默多久？

“自保”是理解，但不该是终点。若我们能将这份稳固的生存力，延伸为制度的参与力，或许，“共建者”的角色并不遥远。

谁拥有“代表”的资格？

一次社区筹资会议上，一位年长义工悄声说：“怎么总是那个不会讲中文的小伙子代表我们？他懂我们吗？”
另一个年轻人听见了，轻声回：“我不会讲中文，但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我试着听得懂她没说出口的东西。”

每次选举、每场对话、每个议题，都会浮现一个敏感的问题：
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 是讲中文的人？
– 是有移民背景的人？
– 是出生美国、但愿意学习中文的人？
– 是有相同血缘，但不同阶级、性别或政治立场的人？

身份政治从来不是“全体一致”，而是需要不断协商与承认差异的过程。

真正的代表，不是会说“我们华人都怎样”，
而是愿意倾听不同“我们”的声音，并带着这些多元的经验与视角，进入公共空间。

代表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代人发声，也代人倾听。

我们的共同未来，需要怎样的叙事与结构？

“我们也很努力”“我们很守法”——这类叙事，在某些场合有效，却也把我们困在一个“模范少数族裔”的陷阱中。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讲述自己？

– 我们如何看待公共利益？
– 我们如何想象集体未来？
– 我们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定、文化表达中能否拥有平等机制？

比如，一位移民妈妈创办了“母语讲座”，让不懂英文的家长也能了解学校政策；
一群青年发起“双语预算读本”，帮助社区理解市政预算的每一笔支出；
有人尝试建立“文化联合提案”，让多个族群协作争取同一块社区资金。

这些都是在创造“新的结构”，在让身份变得不仅仅是标签，而是改变的起点。

我们的身份，从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让这个社会能更真实地看见它的组成。

结语｜结束不是终点，而是发问的开始

“身份与族群”系列写到这里，文字暂时告一段落，但提问与实践才刚刚开始。

如果你愿意思考“我是谁”，那我们也可以一起追问：“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的邻居？谁的同事？谁的选民？谁的父母？谁的创作者？
谁的制度设计者？谁的叙事参与者？

也许你曾在投票站前犹豫；也许你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关于语言权利的新闻；也许你只是参加了一场讲座，听到某人讲出你一直不敢说的话。

这些微小的片刻，就是我们在书写的共同未来。

我们要的是归属感，不是附属感。
未来，不该由别人替我们写好。
未来，是我们一起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