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恩达拉案告诉我们：在美国，谁的安全才被当回事？

2023年5月，75岁的菲裔长者阿马迪欧·奎恩达拉（Amadeo Quindara）在自家车库内遭遇残忍袭击，全家人都以为司法系统会伸张正义，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讯息：反亚裔暴力在内华达州没有容身之地。

然而，两年后，袭击者在认罪协议下仅被判处90天监禁。

这不仅是一次司法的落空，更是对一整个社群的羞辱。许多亚裔美国人，尤其是来自移民背景的长者家庭，看着这一判决，无比震惊、愤怒，也感到彻底无力。

施暴者克里斯蒂安·伦茨（Christian Lentz）承认犯下出于偏见动机的入室罪及虐待老人罪，并以“患有精神疾病”为由获得减刑。虽然检方承认案件具有仇恨犯罪性质，但法庭最终选择将其归类为一场“精神健康事件”，而非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

这让人不得不问：当社区认定是一场带有仇恨动机的袭击时，司法系统为何只看见“精神疾病”？

种族伤害在法庭上的“消失术”

这起袭击并非偶然。就在案发前一日，伦茨就曾对奎恩达拉与朋友说：“讲英文！”——这句话，在许多移民的生活中，是威胁和歧视的先兆。

这样的背景至关重要。但在审判过程中，它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去。

辩方强调伦茨患有躁郁症。法官指出他在过去两年无再犯记录。于是，这场严重的暴力事件被重新定义为一场“精神崩溃”。而对奎恩达拉一家而言，这种重构的法律叙事，几乎等同于对他们真实创伤的无视。

这样的现象并不罕见：当有色人种受害时，司法系统常常倾向于将暴力合理化为“偶发事件”、“情绪失控”或“个体问题”，却回避其结构性歧视的本质。

精神疾病是真实存在的，但种族主义也同样真实

我们必须清楚表明：精神疾病是真实存在的。种族仇恨，同样也是真实的。两者可以共存，但这并不意味着仇恨可以被原谅。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承认施暴者的心理状态，而在于司法系统是否过于轻易地让种族动机隐形，并以“需要治疗”之名掩盖应有的问责。

奎恩达拉如今仍因脑部出血留下记忆障碍，无法独自驾车，行走也需人陪。比起减刑的辩护理由，这位长者每天生活的困难才是更鲜明的现实。

而整个社区不得不集体发问：一个仇恨犯罪，还要多严重，才能真正被承认？

当法律无力时，社区必须挺身而出

法律可以关闭案件，但创伤却在受害人家庭和社区中长久存在。

本案让我们看清：受害者无法对量刑提出上诉，认罪协议一旦达成便几乎不可更改；而舆论压力与群众愤怒，往往难以影响法庭决定。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争取改革。呼吁在涉及暴力的仇恨犯罪中设置最低刑期标准；要求检察机关在认罪协议前与受害人家属充分协商；推动仇恨犯罪法案中加强对长者、移民等弱势群体的保护条款。

我们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寻求补偿，通过公众倡导唤起社会关注，通过社区教育增强法律素养。真正的安全，并非来自法院的施舍，而是来自社区的团结和自我赋权。

正义迟到，不等于正义终止

奎恩达拉的家属在判决后说：“我们感觉必须继续斗争。”

我们也是。

每一次对仇恨犯罪的减轻处理，都是对少数族群的再次伤害；每一次对长者伤痛的轻描淡写，都是对人性尊严的削弱。我们不能沉默，也不会退缩。

即使法庭令我们失望，我们依然可以在社区中——站起来，说话，行动。

[文｜内华达亚太裔公民权益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