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預算博弈到政治極化的制度性困局

又一次「關門」的背後
十月,美國聯邦政府再度陷入「關門」危機。財政部帳上並非空空如也,但國會仍未能在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撥款法案。數十萬名聯邦僱員被迫放無薪假,國家公園暫停開放,機場航班延誤,科研項目中斷。
這一幕並不陌生。自 1976 年以來,美國已經歷二十多次政府停擺。它幾乎成為美國政治的「例行病」,每隔幾年便會發作一次。為何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卻連「維持開門營業」都如此艱難?
表層原因:預算案未通過
根據美國憲法,政府要花錢,必須先獲國會批准。每年國會須通過 12 項撥款法案,分別對應不同部門(國防、教育、衛生等)。若眾議院與參議院意見不合,或總統拒絕簽署臨時預算案(Continuing Resolution),政府即失去合法開支來源,非必要部門只能停工。
換句話說,「關門」並非財政破產,而是程序上的斷檔。
深層原因:政治人質戰
幾乎每一次「關門」事件,都與預算以外的政治爭議有關。預算案,早已成為白宮與國會之間的「談判人質」。
例如:1995–96 年,共和黨與克林頓政府因醫療改革爭執不休;2013 年,茶黨派要求推遲實施奧巴馬健保法;2018–19 年,特朗普堅持預算中必須包含「邊境圍牆」經費;2025 年的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眾議院內部保守派與白宮在聯邦支出規模及優先項目上的分歧,其中包括對國防、移民執法及健康保險補貼等預算分配的爭議。
這種博弈早已成為慣性:一方以「關門威脅」作為政治武器,另一方則以「維持運作」為代價妥協。代價,是國家運作的穩定性一次又一次被犧牲。
制度病灶:極化與分權的雙刃劍
美國之所以頻繁「關門」,並非單純因為黨派爭鬥激烈,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制度本身為僵局提供了空間。
首先,美國的「三權分立」創造出一種雙重否決結構。總統、眾議院、參議院任何一方不同意,預算案便無法生效。美國又缺乏「自動延續機制」,因此政府得以「合法地」停工。
其次,政治極化讓少數派可以綁架多數派。眾議院保守派小團體(例如「自由核心小組」Freedom Caucus)經常以拒絕通過預算案來向自家領導層施壓,使黨派議程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
最後,預算流程過於碎片化。每年要通過 12 份撥款案,爭議重重,使得預算審議變成一場接一場的內耗談判,而非理性的政策討論。
政治「停擺」的社會後果
政府關門並不代表國家全面停擺。軍人、邊境執法人員、空中管制員等「必要崗位」仍須繼續上班——但無薪。稅務、貸款、簽證、科研與旅遊等民生服務卻被迫中止。
對普通民眾而言,這不再是抽象的政治劇,而是一種切實的生活不便與焦慮:退稅延誤、航班取消、補助停發——政客的爭吵,滲入了每個人的日常。
結語:制度困局與信任代價
美國政府「關門」的根本原因,並非財政赤字或資源匱乏,而是政治結構失衡與社會信任流失的綜合體。
「關門」只是政治極化的表象,真正的危機,是人民逐漸習慣政府的失靈。
當政治人物把停擺當作談判籌碼時,體制就在自我削弱。而在這場無限循環的「關門劇」裡,輸的始終是——普通人的信任與耐心。
文|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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