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无家可归与毒品危机：城市治理的试金石

2026 年大选议题系列 · 第 4 篇

从芬太尼泛滥、零售盗窃、无家可归者营地，到地铁暴力与街区治安，城市安全已经成为美国最直观、也最难回避的政治议题之一。

它不像通胀或 GDP 那样需要统计解释，也不像税率或产业政策那样需要专业背景。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它：街角的帐篷是否又多了一排，便利店的货架是否上了防盗锁，孩子放学的路线是否需要重新规划，夜晚的地铁是否仍然让人心生不安。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这座城市还安不安全”，远比宏观经济数据更能左右他们的投票选择。

从“社会问题”到“日常恐惧”

过去十年，美国城市治理在一个问题上反复摇摆：如何在同情弱势群体与维护公共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无家可归问题最初被视为住房与福利议题，毒品危机被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零售盗窃则常被归入“经济压力的副产品”。在政策语言中，这些问题被拆解、被专业化、被制度化处理。

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迅速交织成一种共同的体验：不确定感。

当街头露宿者营地长期存在、公开吸毒场景变得常见、零售商集体撤店、公共交通系统频繁发生暴力事件时，居民感受到的不再是“个别社会问题”，而是一种持续的、结构性的安全滑坡。

这种滑坡并不一定意味着犯罪率在统计意义上的全面飙升，但它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绕路、避开、提前回家、减少外出——以及他们对政府能力的判断。

芬太尼与“失控感”

芬太尼是这一轮城市安全危机中最具破坏性的变量。

与过去的毒品问题不同，芬太尼的致死率极高、传播链条极短、对街头秩序的冲击极为直接。它不仅造成公共卫生灾难，也迅速侵蚀公共空间的可控性。

当急救车、警察、社工反复出现在同一条街道，当人们在公园、地铁口、商店门前目睹药物过量的现场，城市治理的底线问题就被摆到了台面上：政府是否还能维持最基本的公共秩序？

在这里，传统的“去刑事化 + 扩大治疗资源”路线，往往在执行层面遭遇现实阻力：治疗床位不足、强制干预的法律边界模糊、跨部门协调失灵，最终让居民感受到的是政策善意与现实效果之间的巨大落差。

无家可归：同情疲劳正在形成

无家可归问题的政治含义，也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在很多城市，公众最初对露宿者抱有高度同情，支持更多救助、住房与非惩罚性措施。但当营地长期固化、公共空间被占用、卫生与安全问题反复出现时，一种“同情疲劳”开始蔓延。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选民变得冷酷，而是他们开始质疑：现有政策是否真的在帮助任何人？如果问题持续恶化，是否说明治理方式本身需要调整？

这种情绪变化，为更强硬的执法措施、营地清理政策、以及“秩序优先”的叙事打开了政治空间，也让城市领导人面临两难：任何方向的调整，都可能引发激烈反弹。

公共安全的政治重心正在右移

在选举层面，城市安全正在成为跨党派的高敏感议题。

即便在传统上偏向进步派的大城市，选民也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政府“先把街道管好”。这并不必然转化为对某一党的支持，但它确实改变了竞选的优先级顺序。

候选人是否敢正面谈论治安？是否提出可执行的方案？是否承认现行政策的局限？这些问题，正在取代许多意识形态争论，成为更直接的评判标准。

如果 2024–2025 年的趋势持续，到了 2026 年，城市治理将成为摆在各级候选人面前的一道“硬考题”——尤其是在西海岸、东北部以及高度依赖旅游和会展经济的城市。

一道没有简单答案的试卷

公共安全、无家可归与毒品危机之所以成为试金石，并不在于它们是否“重要”，而在于它们同时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协调能力与价值排序。

单靠执法无法解决根源问题，单靠福利也无法维持秩序；忽视人权会引发反弹，忽视安全则会迅速失去民意。城市治理正在被迫走向更复杂、更不讨好的中间地带。

而选民的耐心，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

在这一背景下，谁能提出既不回避现实、也不流于口号的治理路径，谁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选举中占据主动。这不仅是一场政策之争，更是一场关于“城市还能否被治理”的集体判断。

文｜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