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無家可歸與毒品危機：城市治理的試金石

2026 年大選議題系列｜第 4 篇

從芬太尼氾濫、零售竊盜、無家可歸者營地，到地鐵暴力與街區治安，城市安全已成為美國最直觀、也最難迴避的政治議題之一。

它不像通膨或 GDP 那樣需要統計解釋，也不像稅率或產業政策那樣需要專業背景。人們每天都能感受到它：街角的帳篷是否又多了一排，便利商店的貨架是否上了防盜鎖，孩子放學的路線是否需要重新規劃，夜晚的地鐵是否仍然讓人感到不安。

對許多家庭而言，「這座城市還安不安全」，遠比宏觀經濟數據更能左右他們的投票選擇。

從「社會問題」到「日常恐懼」

過去十年，美國城市治理反覆在一個問題上擺盪：如何在同理弱勢群體與維持公共秩序之間取得平衡。

無家可歸問題最初被視為住房與福利議題，毒品危機被定義為公共衛生問題，零售竊盜則常被歸因於「經濟壓力的副產品」。在政策語言中，這些問題被拆解、被專業化、被制度化處理。

但在現實生活中，它們卻迅速交織成一種共同的感受：不確定感。

當街頭露宿者營地長期存在、公開吸毒場景變得常見、零售商集體撤店、公共運輸系統頻繁發生暴力事件時，居民感受到的不再是「個別社會問題」，而是一種持續的、結構性的安全下滑。

這種下滑未必意味著犯罪率在統計意義上的全面飆升，但已足以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繞路、避開、提早返家、減少外出——以及他們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判斷。

芬太尼與「失控感」

芬太尼是這一輪城市安全危機中最具破壞性的變數。

與過去的毒品問題不同，芬太尼的致死率極高、傳播鏈條極短，對街頭秩序的衝擊也更加直接。它不僅造成公共衛生災難，也迅速侵蝕公共空間的可控性。

當救護車、警察與社工反覆出現在同一條街道，當人們在公園、地鐵出入口、商店門前目睹藥物過量的場景，城市治理的底線問題便被攤在檯面上：政府是否仍能維持最基本的公共秩序？

在此情境下，傳統的「去刑事化＋擴大治療資源」路線，往往在執行層面遭遇現實阻力：治療床位不足、強制介入的法律邊界模糊、跨部門協調失靈，最終讓民眾感受到政策善意與實際效果之間的巨大落差。

無家可歸：同情疲勞正在形成

無家可歸問題的政治意涵，也正在發生微妙轉變。

在許多城市，公眾起初對露宿者抱持高度同情，支持更多救助、住房與非懲罰性措施。但當營地長期固化、公共空間遭到占用、衛生與安全問題反覆出現時，一種「同情疲勞」開始蔓延。

這未必代表選民變得冷漠，而是他們開始質疑：現行政策是否真的在幫助任何人？如果問題持續惡化，是否意味著治理方式本身需要調整？

這種情緒轉變，為更強硬的執法措施、營地清理政策，以及「秩序優先」的政治敘事開啟了空間，也讓城市領導人陷入兩難：任何方向的調整，都可能引發激烈反彈。

公共安全的政治重心正在右移

在選舉層面，城市安全正逐漸成為跨黨派的高敏感議題。

即便在傳統上偏向進步派的大城市，選民也愈來愈明確地要求政府「先把街道管好」。這未必直接轉化為對特定政黨的支持，但確實改變了競選議程的優先順序。

候選人是否敢正面談論治安？是否提出可執行的方案？是否坦承現行政策的限制？這些問題正逐步取代許多意識形態爭論，成為更直接的評判標準。

若 2024–2025 年的趨勢延續，到了 2026 年，城市治理將成為擺在各級候選人面前的一道「硬考題」——尤其是在西岸、東北部，以及高度依賴觀光與會展經濟的城市。

一道沒有簡單答案的試卷

公共安全、無家可歸與毒品危機之所以成為試金石，並不僅在於它們是否「重要」，而在於它們同時考驗政府的執行力、協調能力與價值排序。

單靠執法無法解決根源問題，單靠福利也無法維持秩序；忽視人權將引發反彈，忽視安全則會迅速流失民意。城市治理正被迫走向一個更複雜、也更不討好的中間地帶。

而選民的耐心，正變得愈來愈有限。

在這樣的背景下，誰能提出既不迴避現實、也不流於口號的治理路徑，誰就更有可能在未來選舉中掌握主動。這不僅是一場政策之爭，更是一場關於「城市是否仍然能被治理」的集體判斷。

文｜語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