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與就業未來：新的經濟焦慮正在成形

2026 年大選議題系列 · 第 6 篇

過去兩年，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常被形容為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級」的技術轉折。

從生成式 AI、自動化客服、智慧程式工具，到演算法驅動的招聘、金融風控與內容生產，技術突破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資本市場振奮、科技公司加速、政府頻繁召開聽證會，表面看，這是一個關於效率、創新與成長的故事。

但在一般選民的生活中，AI 帶來的情緒並不主要是興奮，而是一種持續擴散、卻難以言明的不安。

我的工作會不會被取代？
孩子現在學的東西，十年後還管用嗎？
AI 公司是不是權力太大、監管太少？
如果「被替代」真的發生，機會會在哪裡？

這些問題，正在悄然重塑美國的經濟焦慮結構。

一種新的不安全感：不是失業，而是「可替代性」

與過去的經濟週期不同，AI 引發的不安，並不首先表現為大規模失業數據。

至少在統計上，就業率仍然穩定，許多產業仍在招人。但一種更隱蔽、也更深層的變化正在發生：大量中產與專業職位，開始意識到自己並非不可替代。

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形成了一條相對清晰的「安全路徑」：

上大學 → 進入白領或專業職位 → 技能累積 → 收入穩定。

而 AI 的出現，第一次系統性地動搖了這條路徑的「中段」。

會寫報告、做分析、整理資料的職位，開始被演算法壓縮；
初級工程師、初級設計、初級文案的「入門空間」正在縮小；
原本作為職涯起點的工作，正被工具直接跳過。

這不是「機器搶走所有工作」，而是職涯階梯的下幾階正在消失。

對年輕人而言，這是「起點不見了」；
對中年人而言，這是「護城河變淺了」。

焦慮正在跨越階層，而非集中在底層

這也是為什麼，AI 議題在 2026 年的政治意義，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自動化浪潮。

過去，技術衝擊主要影響製造業、低技能職位或外包產業，政治討論往往集中在「再培訓」與「轉型補貼」。

但這一次，焦慮正在橫向擴散：

科技產業內部開始擔心「被更高效的工具取代」；
金融、法律、顧問、教育等傳統專業領域首次感受到邊界鬆動；
家長開始懷疑：孩子是否還該走「讀書—白領」的舊路？

當焦慮不再集中於單一階層，而是同時觸及中產、專業人士與年輕家庭，它就不再是邊緣議題，而是選舉層面的核心情緒。

監管爭議的背後，是「誰來承擔風險」

圍繞 AI 的監管討論，表面上是技術問題，本質上卻是風險如何分配的問題。

如果 AI 帶來效率紅利，收益主要集中在科技公司與資本端；
如果 AI 帶來職位替代，風險卻由個人、家庭與地方社群承擔。

這正是選民開始追問的核心：

為什麼技術風險必須由個人「自行適應」？
政府是否應該提前設下界線，而不是事後補救？

從資料隱私、演算法透明度，到勞動保護與著作權歸屬，這些看似技術性的議題，本質上都是關於：誰有權決定未來的工作結構。

這也解釋了，為何 AI 監管不再只是進步派的議題，一部分保守派選民同樣開始警惕「失控的大企業權力」。

2026 年：候選人必須回答「十年後的問題」

在 2026 年的大選中，單純強調 GDP、股市或短期就業數據，已經不夠了。

選民正在尋找的是另一種答案：

如果某些工作註定會消失，社會是否能提供新的「穩定路徑」？
教育體系是否會被徹底重塑，而不是只做修補？
是否存在一套「技術進步，但不犧牲安全感」的政策框架？

換句話說，AI 正迫使政治從「分配當下」轉向「設計未來」。

誰能清楚回答「未來十年如何工作、如何學習、如何保有尊嚴」，誰就真正觸及了這一輪經濟焦慮的核心。

這不是反科技，而是反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選民並不反對人工智慧本身。

他們反對的，是一種無法預測、卻無人負責的未來。

當技術推進速度遠快於制度調整，當個體被要求無限度地「自我適應」，焦慮就會轉化為政治情緒，最終進入投票箱。

2026 年，人工智慧不再只是矽谷的故事，也不只是專家討論的議題。
它正在成為一場關於工作、尊嚴與安全感的全國性對話。

而這，正是新一輪經濟政治的起點。

文｜語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