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养老账本”系列之三

上一篇文章算了一笔相对简单的账。
一个70岁的退休者,如果主要使用中国公立医院,没有昂贵的长期用药,一年看六次医生、做两轮慢性病检查,再加上CT、MRI、心电图和结肠镜,基础费用大约4,887元人民币。即使把普通医疗预算提高到一年1万元,也还有相当的缓冲空间。
但真正让人担心的从来不是这些日常医疗费用。如果突然发生心梗,需要做支架;如果查出癌症,需要手术、化疗或者靶向治疗;如果中风或者摔断髋部,需要住院和康复;如果病情严重到进入ICU——没有中国医保,还能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退休收入和资产承担?
这才是“完全自费养老”真正需要接受的压力测试。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具体,我们不再只问“中国治疗一次大病多少钱”,而是假设一个退休者每月有1,500美元稳定退休收入,同时拥有20万美元金融资产。这个人并不富裕,但也不是没有积蓄。他恰好处在“跨国养老账本”最值得研究的人群中:有Social Security,也有一笔退休资产,但这笔钱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晚年风险,仍然需要认真计算。
在此前的模型中,我们人为给重大疾病预留了6万美元。按照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的规划汇率,相当于大约40万元人民币。现在真正要检验的是:40万元究竟是一笔很紧的预算,还是已经留下了相当大的安全余量?
心脏支架:4.4万元意味着什么?
先看老年人最担心的心血管疾病。
国家医保局2026年公布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覆盖全国8家大型医院、9万多例患者。集采以前,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患者平均住院总费用接近6万元;集采以后下降到大约4.4万元。与此同时,心脏支架本身的价格也已经大幅下降。
对于有中国医保的人来说,4.4万元还不是最后需要自己支付的数字。但我们这里假设的是没有中国医保、完全自费的退休者,所以这笔总费用原则上需要自己承担。
按照6.7的规划汇率,4.4万元大约是6,600美元。如果这个人有20万美元金融资产,一次这样的治疗相当于消耗大约3.3%的资产。
这个比例可能比单独看到“4.4万元医疗费”更有意义。一次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当然不是小事,但如果治疗费用处在这个量级,对于拥有20万美元资产和稳定退休收入的人来说,它还没有达到足以摧毁整个退休计划的程度。
这也是中国医疗价格较低真正重要的地方。没有医保意味着自己承担全部账单,但如果账单本身只有资产的几个百分点,“完全自费”所代表的风险,就与美国人通常理解的“没有医疗保险”并不是一回事。
癌症真正危险的,是治疗时间
癌症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国家医保局公布过几个真实治疗案例。一名乳腺癌患者在9个月内接受12次化疗,总费用约3.93万元;一名74岁的结直肠癌患者接受14次靶向治疗,总费用约11.48万元;一名77岁的胃癌患者接受10次免疫治疗,总费用约4.20万元;另一名脑恶性肿瘤患者接受手术、靶向和化疗,总费用约13.32万元。
这些不是“中国癌症平均治疗费”,而只是不同治疗路径下的真实案例。但它们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大病费用可能处于什么量级。
对于拥有20万美元资产的退休者来说,11.48万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7,100美元,也就是资产的8.6%;13.32万元大约相当于19,900美元,也就是资产的10%。换句话说,即使完全没有中国医保,上述两个已经涉及靶向治疗、手术或者化疗的癌症案例,也没有一次消耗掉这个退休者20万美元资产的五分之一。
但癌症不能因此被低估。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次手术,而是治疗持续多久。有些癌症可能手术以后进入长期随访,有些需要持续化疗、靶向或者免疫治疗。如果碰上价格较高的新药,费用可以迅速进入另一个层级。
国家医保局曾披露过一个昂贵靶向药案例:进入医保以前每盒接近1万元,一个月可能需要四盒,患者一年负担曾经超过21万元。一年21万元,按照6.7计算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连续使用两年,就开始接近我们预留的6万美元重大疾病准备金。
因此,癌症真正检验的不是“做一次手术多少钱”,而是治疗是否会变成一项持续数年的支出。
中风和髋部骨折,医疗账单结束以后还有下一笔账
中风和髋部骨折与癌症又不完全一样。它们最大的财务风险,有时候并不是急性期医疗费用,而是一个老人出院以后还能不能恢复独立生活。
中国一项对2018年至2024年康复科16,827例住院患者的研究显示,2024年脑卒中患者一次康复住院的平均总费用约1.12万元。这当然不是一次中风从急救到康复的全部费用,却说明康复本身也会形成一笔持续支出。
髋部骨折也是如此。手术、内固定或者关节置换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一个老人以后生活状态的,可能是接下来的几个月: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能不能自己洗澡、穿衣、上厕所,能不能继续一个人生活。
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为了让五种疾病看起来整齐,硬给髋部骨折找一个“中国平均治疗费”。对退休规划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些重大疾病最大的财务后果,并不出现在医院账单上,而出现在疾病留下的失能状态里。
如果一次中风花了几万元治好,却让老人此后十年都需要别人照顾,那么真正改变退休资产的已经不是医疗费,而是长期护理费。这一笔账,我们留到下一篇再算。
ICU:40万元准备金真正接受压力测试的地方
如果说哪一种情况最容易迅速突破普通医疗预算,ICU无疑是其中之一。
ICU没有统一日价,因为不同患者需要的治疗完全不同。《健康时报》曾报道过一个二线城市三甲医院的实际案例,ICU费用接近每天4,000元。报道采访的重症医学专家同时指出,呼吸机、肾脏替代治疗以及ECMO等高级生命支持,都可能继续大幅增加费用。
如果只按照每天4,000元这个实际案例的量级计算,10天大约4万元,30天大约12万元。30天12万元,折合大约17,900美元,相当于20万美元资产的9%左右。这仍然没有突破我们预留的6万美元重大疾病准备金。
但ICU恰恰也是最不适合用一个平均数来预测的医疗项目。严重感染、多器官衰竭、透析、ECMO和昂贵药物都可能把费用继续向上推。因此,40万元不能被理解成“足够住100天ICU”。它只能告诉我们:即使按照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严重疾病和重症治疗案例,40万元已经明显高于很多实际治疗费用,但极端病例仍然可能突破这条线。
美国贵得多,为什么不能直接比较医院账单?
现在再来看美国。
如果只比较医院的医疗总价格,中国的优势可能非常惊人。但对于一个70岁的美国退休者来说,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他通常已经拥有Medicare。这意味着发生重大疾病以后,美国退休者并不需要自己承担全部医疗成本。
2026年Original Medicare Part A的住院deductible是1,736美元。一个benefit period内,住院前60天在支付这笔deductible以后,没有每日住院coinsurance。医生服务、门诊治疗、部分化疗和检查通常进入Part B,满足年度deductible以后,患者一般承担Medicare核准金额的20%左右。处方药则可能由Part D承担,并按照具体计划继续产生相应的自付费用。
因此,一次在美国总医疗成本可能高达数万美元甚至更多的治疗,并不意味着这个退休者要从20万美元资产里拿出同样多的钱。这正是Medicare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它把重大医疗风险的一部分从个人资产转移到了保险体系。
所以不能因为中国一次心脏介入平均住院费用约6,600美元,而美国类似治疗的医疗总成本明显更高,就得出“中国退休者的实际风险也一定低很多”的结论。中国完全自费的人承担的是整个现金账单;美国Medicare患者承担的是保险规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到了重大疾病这一关,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价格优势,已经不像普通门诊、验血、CT和常用药那么悬殊。
但这里同样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Medicare并没有把所有个人风险变成零。Part A有deductible,Part B通常有coinsurance,Part D有自己的保费和药物成本分担,而且Original Medicare本身没有统一的年度out-of-pocket maximum。因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美国有Medicare,所以一次大病最多损失多少钱。”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适用于所有退休者和所有疾病的全国统一数字。
20万美元,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大病冲击?
现在可以回到这篇文章最初的问题。
假设这个退休者每月有1,500美元稳定收入,同时拥有20万美元金融资产。如果他在中国没有医保,按照目前能够核实的几个重大疾病情景,一次平均水平的冠脉介入治疗约6,600美元,相当于资产的3.3%;一个结直肠癌靶向治疗案例约17,100美元,相当于8.6%;一个脑恶性肿瘤综合治疗案例约19,900美元,相当于10%;按照每天4,000元计算的30天ICU情景约17,900美元,相当于9%。
而我们人为设定的6万美元重大疾病准备金,则相当于2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30%。这组数字至少让6万美元这个假设有了更清楚的位置:它不是“中国治疗一次大病平均需要6万美元”。恰恰相反,从目前能够核实的案例来看,很多重大疾病的实际费用明显低于这个数字。
之所以仍然预留6万美元,是因为退休规划不能只为“平均病例”准备。治疗可能持续几年,癌症可能复发,昂贵药物可能长期使用,ICU可能遇到复杂生命支持,一个人也可能在晚年先后发生不止一次重大疾病。因此,6万美元更像是一道人为加高的防线。对于拥有20万美元资产的人来说,即使真正动用全部6万美元,仍然保留14万美元资产;而在目前找到的许多重大疾病情景下,实际动用的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完全自费一定比美国Medicare更安全。它证明的是另一件事情:当医疗总价格足够低以后,“没有医保”与“无法承担医疗风险”之间,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美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医疗价格很高,因此退休者通过Medicare持续支付保险成本,把相当一部分重大疾病风险转移出去。中国完全自费的退休者没有这样的保险层,依靠的是较低的医疗价格,加上自己的稳定收入和退休资产来承担风险。
所以,“跨国养老账本”真正应该比较的,从来不是中国有没有医保、美国有没有Medicare,而是同样一个每月拥有1,500至2,500美元退休收入、10万至3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在两套制度下面对同一场大病时,究竟有多少风险最后仍然需要自己承担,这场疾病又会让自己的退休资产减少多少。
从目前这笔大病账来看,中国完全自费最大的优势,是很多重大疾病的总价格仍然处在中等退休资产可以承受的范围;美国Medicare最大的优势,则是即使医疗总价格很高,退休者也不必自己承担全部账单。两种方式都降低了个人面对大病时的财务压力,只是依靠的机制不同。
而真正可能让这种平衡发生根本变化的,还不是一次心脏支架,也未必是一次癌症治疗。如果一个人活了下来,却从此无法独立生活,需要连续五年甚至十年有人照顾,那么决定20万美元还能撑多久的,就不再主要是医疗费用,而是长期护理。
本文是“华人语界·跨国养老账本”系列之一。这个系列不讨论“哪里养老更好”,而是从医疗、护理、收入和资产出发,把跨国养老真正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一笔一笔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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