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92美元到4.30美元：這一輪汽油為什麼上漲？

截至9月11日，美國普通汽油全國平均價格約為每加侖4.295美元，已經可以四捨五入為4.30美元。當天，國際基準布蘭特原油收於每桶104.61美元，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收於100.05美元。雖然油價一天之內有所回落，但全週仍上漲超過8%，顯示能源市場仍在承受中東供應中斷的壓力。

今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之前，美國普通汽油全國均價大約為每加侖2.92美元。半年多以後，汽油價格已經上漲約1.38美元，漲幅接近47%。

圍繞這輪漲價，社群媒體上出現了許多不同解釋：有人說，美國根本不進口伊朗石油，所以戰爭不應該影響美國；有人說，原油價格並不是問題，真正的瓶頸是煉油廠；還有人把原因歸結為加州關閉煉油廠，或者美國近五十年沒有興建新的大型煉油廠。

這些說法並非毫無事實依據，但它們分別談論的是全球市場、煉油能力、加州的特殊結構和長期投資趨勢。如果把不同層次的問題混在一起，就很容易顛倒這輪漲價的直接原因與長期背景。

這一輪汽油漲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判斷一次價格上漲的原因，首先應該查看價格變化的時間線。

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伊朗隨後展開報復，海灣地區的油輪、港口和能源設施受到威脅，經過荷姆茲海峽的石油運輸嚴重受阻。該海峽平時承擔全球大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因此，即使油田本身沒有立即遭到摧毀，只要油輪減少通行、運輸保險費用急升、出口裝船受到影響，國際市場就會立刻重新計算供應風險。

價格變化與這個時間點高度吻合。軍事行動前，美國普通汽油全國均價約為每加侖2.92美元；到3月10日前後已經升至約3.54美元；春季繼續上漲，並在5月21日前後達到約4.56美元的階段高點。隨後，隨著市場一度期待局勢緩和，7月初汽油價格曾回落至約3.83美元。

但是，戰爭並未結束。進入9月以後，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攻擊再度升級，海灣油輪和沙烏地阿拉伯能源設施受到威脅，經過荷姆茲海峽的原油流量進一步下降。布蘭特原油重新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美國普通汽油均價也在9月11日回升至約4.30美元。

這段價格先上漲、後回落、再度上漲的過程，與戰爭風險的升降基本同步。美國煉油業的長期問題當然存在，卻不可能恰好在2月28日突然出現，也不能單獨解釋為什麼油價會隨著海灣局勢緩和而下降，又隨著衝突升級而反彈。

因此，就這一輪漲價而言，伊朗戰爭是直接觸發因素；煉油能力、庫存和地區供應結構，則可能放大或者延長戰爭帶來的價格衝擊。

美國自己產油，為什麼還會受到伊朗戰爭影響？

一種常見說法是：「美國並不從伊朗進口石油，而且自己就是世界最大的產油國，為什麼還要受到伊朗戰爭影響？」

這個問題忽略了石油的全球定價機制。美國生產的石油並不是只在美國國內銷售，也不會按照一個與國際市場完全隔離的價格出售。當海灣出口減少時，歐洲和亞洲買家會轉向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和西非尋找替代供應。全球買家爭奪同一批石油，價格自然會上升，美國煉油廠購買原油的成本也會隨之提高。

美國是否直接購買伊朗石油，與美國消費者是否受到伊朗戰爭影響，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就像美國不需要從發生歉收的國家直接進口糧食，全球糧食供應減少仍然可能推高美國市場價格一樣，石油供應只要在世界任何一個主要產區受到嚴重干擾，就可能影響所有參與國際市場的國家。

另一種常見疑問是：「既然美國石油產量這麼高，為什麼每天還要進口600多萬桶原油？」

2025年，美國平均每天進口約620萬桶原油，其中來自中東海灣國家的約49萬桶，只占進口量的8%。美國進口原油的最大原因之一，不是國內石油供給不足，而是原油種類與煉油設備之間存在著匹配問題。

美國頁岩油主要是輕質低硫原油，而墨西哥灣沿岸許多大型煉油廠過去投入巨資，專門加工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的重質高硫原油。不同煉油廠的蒸餾、裂解和脫硫設備不同，最適合處理的原油種類也不同。

因此，美國會進口一部分重質原油，同時把部分國產輕質原油出口至更適合加工它的海外市場。這是一種由設備配置、運輸條件和價格差異形成的商業交換，並不等於美國「擁有最多的石油，卻無法煉化自己的石油」。

不過，即使美國從中東進口的原油比例不高，也無法避開全球市場價格。伊朗戰爭影響的不只是伊朗本身的出口，而是荷姆茲海峽以及整個海灣地區的石油運輸。只要全球供應減少，美國原油和汽油價格就會受到影響。

真正的問題是原油，還是煉油廠？

汽油不是從油井直接送進汽車油箱的。原油必須經過煉油廠加工，隨後還要運輸、儲存、調配，並在零售環節加上聯邦和州稅。因此，汽油價格不僅取決於原油，還受到煉油成本、煉油利潤、庫存水準、季節性配方和地區運輸條件影響。

正因如此，有人提出：「原油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美國煉油能力不足。」

這種說法說對了一部分，卻把兩個相互關聯的環節人為分開了。原油價格決定煉油廠最重要的投入成本；煉油能力則決定市場能否迅速把原油轉化為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如果原油供應受阻，同時煉油廠又接近滿負荷運轉，兩個壓力就會疊加，而不是相互排斥。

截至9月，美國煉油系統已經接近滿負荷運轉。路透社報導，美國煉油業的產能利用率一度接近98%，這意味著短期內很難僅靠提高現有設備利用率，大量增加汽油和柴油供應。川普政府甚至正在研究是否利用《國防生產法》推動現有煉油廠擴建和提高效率。

這說明煉油能力的確已經成為當前能源市場的一項限制，但它不能證明伊朗戰爭與價格上漲無關。更準確的理解是：戰爭首先減少全球原油和成品油供應，並推高運輸風險；美國煉油廠接近滿負荷，則使市場難以迅速增加產量來抵銷衝擊。

另一個容易造成誤解的說法是：「現在的原油價格仍然比拜登時期便宜大約40美元，所以原油不可能是汽油漲價的原因。」

「拜登時期」長達四年，油價每天都在變化。如果拿現在的價格與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的極端高點相比，當然可能得出「便宜幾十美元」的結果。但是，判斷伊朗戰爭是否推高油價，真正應該比較的是軍事行動發生前後，而不是現在與另一屆政府任內最高點之間的差距。

2月24日，也就是軍事行動前幾天，布蘭特原油約為每桶70.77美元，西德州中級原油約為65.63美元。截至9月11日，兩者已經分別升至約104.61美元和100.05美元。與戰爭前相比，原油不是便宜了40美元，而是分別上漲約34美元。

加州損失約18%的煉油能力，能解釋全國漲價嗎？

加州確實正在經歷嚴重的煉油能力收縮。Phillips 66位於洛杉磯地區、每日處理能力約13.9萬桶的煉油設施已經停止原油加工；Valero位於Benicia、每日處理能力約14.5萬桶的煉油廠也已停止煉油作業。按照此前加州總煉油能力計算，兩者合計約占16%至18%，因此「加州損失約18%的煉油能力」並不是憑空捏造的數字。

這對加州是一個真實而且嚴重的問題。加州使用本州特定的清潔汽油配方，其他地區生產的普通汽油不能直接替代；加州與墨西哥灣沿岸等主要煉油中心之間又缺少成品油管線連接。符合加州標準的汽油如果需要從海外運入，不僅運輸距離更長，也很難在煉油廠發生故障後立即補充。

加州煉油廠數量有限，供應又比較集中。因此，一座大型煉油廠關閉、發生故障或者進入維修期，都可能使當地汽油價格比全國平均水準上漲得更快。加州能源委員會也承認，Phillips 66和Valero退出後，州內能夠生產汽油的煉油廠數量將進一步減少。

環保法規、許可要求、碳排放成本以及加州逐步減少燃油車的政策，也會影響煉油企業對未來利潤的判斷。完全否認這些政策因素並不符合事實。對於加州來說，如何在減少化石燃料使用的長期目標與維持轉型期間的汽油供應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但加州的煉油廠關閉不能單獨解釋這一輪全美汽油漲價。首先，約18%的數字只適用於加州，不適用於全美國。美國能源資訊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26年1月1日，全國煉油能力約為每天1,820萬桶，較一年前減少約25萬桶，降幅約為1%，而不是18%。

其次，加州煉油廠退出是提前籌畫的長期變化，而全國汽油價格在2月28日軍事行動後迅速跳升。事實上，加州能源委員會在解釋本州價格時，也明確指出2月28日開始的伊朗衝突擾亂了荷姆茲海峽航運，並使大量原油和成品油供應退出國際市場。

因此，加州煉油能力下降可以解釋為什麼加州汽油通常比全國更貴、供應更脆弱，卻不能用來證明這一輪全國性漲價與伊朗戰爭無關。把加州的特殊市場結構直接套用到全美國，會把地區問題誤寫成全國價格突然上漲的主要原因。

美國近五十年沒有新建大型煉油廠，意味著什麼？

美國能源資訊署的準確說法是，美國最後一座從零開始興建的大型煉油廠於1977年在路易斯安那州Garyville投入營運。此後，美國仍然興建過一些規模較小的煉油設施，也不斷擴建和升級現有煉油廠。

因此，「美國近五十年沒有新建大型煉油廠」大體屬實，但「美國煉油能力五十年沒有增加」並不屬實。

Garyville煉油廠本身就是最直觀的例子。它在1977年投產時，每天只能處理約20萬桶原油；截至2026年1月，日處理能力已經增加至約61.7萬桶，成為美國第三大煉油廠。廠名和地址沒有改變，並不意味著產能沒有增加。

企業更願意擴建現有煉油廠，而不是從零興建新廠，也有現實的商業原因。大型煉油廠需要數十億美元投資，還必須接入管線、鐵路、港口、儲油和供電設施。擴建既有廠區通常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也能利用現有基礎設施和熟練工人。

環保法規和審批成本確實會影響投資，但這並不是煉油企業停止興建大型新廠的唯一原因。投資者還必須判斷未來幾十年的汽油需求、汽車燃油效率、電動車發展以及國際煉油產能變化。一座需要幾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煉油廠，如果將來面對汽油需求下降，就可能成為虧損資產。

目前，德州Brownsville確實有一項新的大型煉油廠計畫，設計處理能力約為每天16.8萬桶。不過，這個計畫早在2024年就已經尋求融資，並不是伊朗戰爭發生後才突然產生。即使計畫順利建成，其產能也只相當於美國全國煉油能力的不到1%，不可能立即改變今天的汽油價格。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不需要討論煉油能力。當前煉油廠接近滿負荷，加州產能下降，柴油和航空燃料供應也承受壓力，說明美國確實需要重新評估煉油體系的韌性。但是，興建新煉油廠需要多年時間，它只能處理長期供應問題，不能反過來解釋已經發生的短期價格衝擊。

當汽油價格上漲時，人們往往希望找到一個簡單答案：是戰爭，是總統，是環保法規，還是煉油廠不足？但能源價格從來不是由單一因素決定的。

就這一輪上漲而言，時間線已經說明，2月28日開始的伊朗軍事行動是直接觸發因素；全球原油和成品油供應受到影響後，美國煉油能力、庫存和地區供應結構進一步放大了衝擊。加州煉油廠關閉和美國長期缺少大型新建煉油廠都是真實問題，卻不是全國汽油價格在2月底突然上漲的起點。

理解能源價格，關鍵不是在幾個真實事實之間選擇一個，而是分清哪些是長期背景，哪些是直接觸發因素，哪些又使衝擊變得更加嚴重。只有把時間順序和因果關係放回原位，我們才能知道每加侖汽油的錢，究竟貴在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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